高尔夫打入高校，中国社会再次引发“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争论，这些争论显得敏感而慌张。于是，什么是精英，什么是大学——许多基本的价值判断，竟让人疑虑丛生   
　　10月14日下午，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来到山东大学参加高校合作与发展论坛，仔细阐述了如何进行大学里的精英教育的话题。但他没料到，在近50分钟的讲话里，惟有下面几句话最具影响力，并在之后几天将厦门大学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两个月后，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投入使用。今年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 
　　舆论一片哗然。 
　　反对者大多指向两个问题：开高尔夫球课是否就是精英教育？建高尔夫球场耗资巨大，能否拿来建设图书馆等更有益的教学设施？ 
　　支持者则称赞厦门大学有自己明确的教育理想，勇于承担起现在大学普遍缺乏的精英教育理念。 
　　10月18日，朱崇实校长接受《厦门日报》专访，他声明，自己从未将高尔夫等同于精英教育，只是在提到本校的精英教育时，引了这个例子。” 
　　不过这一回应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争议乃至批判还是源源不断。10月19日，旅美学者薛涌在博客中写道：“厦门大学此举，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超前腐败的阶段。”这篇名为《高等教育的超前腐败》的文章被挂在新浪博客首页，点击量将近四万。 
　　学生对高尔夫的态度 
　　厦门大学bbs“鼓浪听涛”在接连几日的“十大”帖中都有话题涉及此事。 
　　从bbs上看，较多发言的学生表示支持学校的做法，他们认为学校提供这样的活动条件是一件好事，不仅能增加自己的技能，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可能也会大有用处。 
　　此次高尔夫球选修课一推出，就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厦门大学厦门校区的网上报名系统第一天启用，仅半天时间内60个名额就被注册完毕，而漳州校区的课程计划只招收60名学生，却有280名学生报了名。 
　　持反对意见的人也有。张一凡(化名)是厦门大学大四的学生，他说：“打不打高尔夫，本来就是一个兴趣问题，根本没必要把它作为一个必修课。高尔夫不像游泳之类的，可以成为一种求生的技能。强迫学生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其实厦门大学早在2005年就开设了高尔夫球课作为体育选修课，那时上课的场地在毗邻厦门大学漳州校区的一个高尔夫球场，球场主人的父亲是厦大校友，愿意为母校提供这个方便。选课的学生每学期自付50元到100元往返高尔夫球练习场的交通费，此外没有其他费用。 
　　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读研究生一年级的周曦介绍说，厦门大学的体育课一向比较丰富。她本人就曾选修过野外生存课，一学期会有几次去海岛之类的地方，进行野外生存训练，每次都会在训练地过夜，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回忆。高尔夫不过就是体育课中的一种。 
　　精英教育与高尔夫有染？ 
　　今年，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都开始设立高尔夫选修课，北京大学也计划建设高尔夫练习场。而内地高校第一个高尔夫学生社团也已于2005年12月20日在北大成立。高尔夫越来越多走进高校，但没有一次像厦大这样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许是因为，高尔夫第一次这么明显地与“精英教育”放在了一起。 
　　厦大校长朱崇实在24日接受《中国教育报》采访时，表达了自己对于精英和精英教育的看法，“精英有着远大的理想，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把长远利益摆在短期利益之上，同时，他们也愿意脚踏实地为实现理想而终生奋斗。”而对于精英教育，他则强调“中国一定要有若干所一流大学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精英，如果一流大学都失去了这个目标和方向，那么等到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可能就会有一代甚至几代人被耽误”。 
　　朱崇实的看法虽然挽回不少同情分，但《大学有问题》一书的作者、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熊丙奇还是毫不客气地指出高尔夫属于精英教育范畴的错位，“把培养精英与毕业生的年薪、工作岗位、办公环境划等号，使得校长产生高尔夫对学生日后就业有利的错觉,但实际上真正的精英教育绝非如此。这样的精英标准对于一流大学来讲是非常低的。” 
　　旅美学者薛涌在博客中将美国大学体育教学项目与厦大做了对比，前者最流行的项目，基本都是橄榄球等的集体项目，而非不提供团队合作、带有炫耀性标签的高尔夫。其原因就是美国大学把体育放在教育的核心地位，并渗透着精英教育的意识：一个校队的队长到华尔街找工作，有时比一个优等生还有优势。 
　　事实上，从事大学体育的学生，日后的成才率(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界)比不从事的要高得多。因为在球队这个集体，早已为具有精英潜质的学生提供了施展领袖才能的环境和舞台。 
　　显然，这场关于高尔夫与精英教育争论的背后,隐藏着教育改革导致的连锁反应难题。 
　　10月26日，本刊记者联系厦门大学，校方称，不愿再对此事发表意见。
　　什么人是精英？
　　“精英是整个社会最上层的那群人,永远是少数。最简单的衡量方式，就是看资源的掌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或是符号资源，此外还包括社会地位、政治影响、财富占有和文化创造。”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 
　　谈到精英教育，一些人总会习惯性地将它与贵族教育进行比较。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高益民认为，两者并不完全等同：贵族的教育带有世袭的味道，开始于早期的家庭教育，如请家庭教师来训练贵族式的礼仪；精英教育则与身份无关,重在培养学生的精神、品格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也许全社会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渴望，造成了国内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的基建热潮，大学越来越多地跟“大楼”挂起钩来。也是在今年10月份，一则“高校大门造价排行榜”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开来。山东聊城大学的大门被评为“高校最大、造价最高的大门”，有网民称成本高达8000万；南昌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学校的大门也分别名列前茅。山东聊城大学校方后来出面澄清，其校门造价只有300万，其他学校也纷纷表示网上流传的数字过于夸大，但这些校门造价数字仍旧不菲。 
　　硬件的建设紧锣密鼓，软件上却未必步步紧跟。 
　　王艳(化名)现在在首都经贸大学读四年级，她说自己学校近两年来缩减了很多基础课，诸如大学语文、心理学、逻辑学等人文学科和理论学科，很多都从必修课或限定选修变成了任意选修。“这些课跟京剧、食疗之类的好听又好考的课放在一起，许多同学肯定会选后者。但我还是觉得，这些基础课程对人的思考方式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应该缺席大学课程。” 

《大学有问题》的作者熊丙奇认为，精英教育不应面对市场进行功利性的导向，而是培养学生更有社会责任感,能够在社会上持续的发展,并实现个人的价值，进行通识教育，让学生尽可能多的做一个通才而不是专才。正如芝加哥大学校长所说的，“高校办学不应面向社会,应有自己的人才培养标准。”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 
　　如果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15%,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为了大众普及教育——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提出的理论。1947年，美国大量从二战退役的军人由于无法安置而纷纷涌入了大学，首次突破了这一比例;日本紧随其后,在二战后实行美国式教育体制,也在60年代中期成功转型；而一直以贵族世袭制为牢固阶层的欧洲也于70年代中期缓慢进入新阶段。而我国在1999年扩招后的第3年也实现了教育类型的转轨。 
　　此时，中国高校的层次还没有分开。上到一流大学，下到民办学校,还是处于原先精英教育的模式。 
　　以美国为例，现有的5000所大学分为不同的层次,10%的大学属于研究性大学,诸如“常青藤”。一流学校有几个标准：培养一流的人才,保证一流的生源和师资。虽然大众化高等教育是宽进严出,但精英学校以严进严出而闻名,严格的淘汰制和导师制,使得培养出的学生要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领袖，要么许多是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而一般的学校承担培养普通劳动者的任务。也就是说，不是每个学校都培养精英，但也不是每个学校都培养蓝领工人。 
　　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一些水平远远不够的学校却也把发展盯向精英教育,造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混乱状况：好像所有的学校都在培养精英,但其实又都培养不出精英。《大学有问题》的作者熊丙奇认为，这其实是人才培养的严重错位和混淆的问题，而且目前不论什么等级的学校，人才培养定位都是一样的,没有人才培养的个性。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把两个学校的名字对调，学生之间也很难看出什么差别。 
　　之前，香港大学在90年校庆上，时任特首的董建华表示，要以小规模的教学来培养社会精英，绝不能扩招。 
　　扩招使得师资水平跟不上，教学水平大幅度下滑。而同时为了建设研究性大学的目标,以学术指标为考核标准,教授更多的在忙于做课题,而不是在培养学生。 
　　高校精英教育的尴尬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高益民说，1999年以前的大学生总量少,他们似乎相对容易就走到了社会的中间位置,成为骨干。很多大学生具有一种自负和期待,精英意识浓厚,而这种意识会非常好地促进他们在大学里的学习和个人的发展。 
　　现在，大学扩招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大学生。而近两年来每年有近30%、数量超过100万的大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大学生的精英认同感越来越淡漠。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在今年5月曾表示，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 
　　高校目前的主要任务，似乎是降低学生的就业期望——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而一般的学校为了让自己招生有吸引力依然打着培养精英的旗号。精英教育在此面前变得分外尴尬。 
　　曾经有所高校提出把本科生培养成高级蓝领,结果遭遇家长劝导孩子纷纷退学。虽然学生本人的心态已经难觅精英意识的踪影，但父母对于多年教育的投入还是存在较高的回报期望。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搭上高校精英教育的末班车，却没想到要挤过大众就业的独木桥。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精英和平民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变得非常突出,上层精英联盟的问题容易遭致平民的反感,因为他们垄断着所有的资源,而且通向精英的道路是被封死的。所以，呈现出的状况是，一方面这个社会提倡人人成为精英,大家都会羡慕精英, 然而本应是为老百姓说话做事,为民生民权奋斗的精英形象不在了，越来越多的精英形象的负面化使得社会上反精英的情绪日益浓厚，演变到看到精英出丑全社会鼓掌的畸形形态。 
　　于海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愿意坚持自己是精英的大学生也日益减少。
　　国外大学的精英教育 
　　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的施行着精英教育，甚至一些原本一直施行平等教育的国家，也在近几年逐渐改革，希望通过小部分的精英教育来弥补单一的大众教育带来的弊病。也许这正预示着教育走向的某种趋势。 
　　目前绝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方式都是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并存，两者根据社会需要有机结合，只是精英教育的来源与发展各不相同：有的是专门培养工程师等高级职业人员的学校，有的则是几百年前的贵族教育保留至今衍变而成。
　　近年来，美国社会学家特纳总结出了两种精英培养模式：一种是美国式的，即将选择过程尽可能地推迟，所有人都可参加公开竞争，最后产生少数精英，谓之“竞争流动模式”；另一种以英国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为参照，即在文法学校实施早期淘汰机制，胜出者接受专门的精英教育，称为“庇护流动模式”。法国的精英教育特点体现在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之间，只有那些高中毕业会考的佼佼者，经过大学预备班的洗礼之后，才能登上大学这一通往精英的坦途
　　秋风：不培养精英要大学干什么 
　　今日一些大学因为腐败、浮夸而遭到民众嘲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群真正的教育精英群体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前不久曾经说，大学应当培养高级蓝领。相比之下，厦门大学校长倒是个明白人，尽管他把高尔夫球当成精英的一个要件，却难免带上了这个浮华时代的特色。 
　　是的，大学、尤其是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名牌大学，当然应当培养精英。大多数大学，尤其是那些盲目升级或依靠行政权力拼凑而成的大学，自然不必承担这个责任——它们也承担不起来。社会也会放任这些大学全力来追逐商业浪潮，按照人才供需规律运作。 
　　但那些被社会尊重的大学，却应当始终以培养社会的精英自我期许。当然，即便是这些大学，大多数毕业生最终也成不了精英，混得好能成白领，混得不好，或许就是蓝领。但这一后果并不能改变或减轻这些大学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那就是培养精英。也就是说，这些大学的校园生态、课程安排、教学方式，应当让那些有天赋、有潜质的学生获得优良的道德、人生与知识教育，让他们具有精英的潜质，在未来的人生中，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即可以扮演精英的角色。否则，大学一开始就照着培养高级蓝领的目标设计各项制度，那样，他们即使遇到需要他们扮演精英的机会，也仍然只具有蓝领的胸怀和才具。那将是大学的失职。 
　　什么是精英？我所理解的精英，其实就是在社会、商业、学术、艺术、公共事务等等各领域各层面中承担协调、组织、领导责任的男男女女们。他们具有公共精神，也具有一定的道德威望和领导才干。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些精英构成了社会的一个个节点，他们让社会组织起来，形成公共生活。政治精英当然是精英，但在一个正常社会中，只是精英中一个很小部分。更广泛的社会精英、商业精英、学术精英、宗教精英等等与政治精英处在一种既合作、又制约的关系中，让社会不至于被国家吞噬。 

因此，社会的健全生活及恰当的社会——国家关系之维系，离不开精英。这样的精英当然不完全靠念大学就能念出来，他们的很多才具是在社会中历练出来的，因而，不读大学，同样能够成为精英。不过，适当的大学教育也确实有利于他们作好道德与知识上的准备。此类教育包括今天人们热烈讨论的“通识教育”，即通过阅读经典、古典，接受文明、文化的熏陶，拓宽视野心胸，养成关心社会的责任承担意识。另外，大学校园的自治也可以培养未来的精英们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 
　　没有如此分布广泛的精英，社会就是上个世纪初人们经常批评的“一盘散沙”。社会不具有自治能力，只能被动地等待一种强有力的他治来创造秩序、供应幸福。让人惊奇的是，到了今天，情况似乎并无多大改观。人们对政府寄予无限期望，却尽情嘲笑当下活跃的商业与知识人物。我不想说他们是精英，因为他们实在缺乏精英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缺失，也许主要是因为社会的基本架构让他们无从历练精英角色所要求的种种素质。不过，过去半个多世纪大学教育之反精英传统，也让他们缺乏精英的潜质。 
　　上个世纪前半期的大学教育，尤其是那些名牌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具有相当明显的精英教育倾向。不过，自50年代始，大学的核心功能聚焦到培养工程师，或是培养“技工”。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理工科就不用说了，即使在哲学、历史、语言等学科(那时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已被取消)中，因为已经有了惟一正确的结论，所以，大学只能把相关领域内的教条教给学生即可。大学所教授的知识是国家所需要的，是技术性的、实用性的。除此之外，是没有通识教育的内容，自然也没有校园自治的实践训练。由此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过就是掌握一定技术性知识的螺丝钉。90年代之后，大学又面临社会商业化的冲击，大学的客户从政府变成了企业，开始积极培养“财富工程师”。 
　　大学教育如此工具化，要为当下中国的社会发育迟缓承担很大责任。社区何以难以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缺乏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社区自治精英群体；学术、商业何以腐败？在很大程度也因为其中缺乏相应的精英，来推进学术自治、商人自治。 
　　当然，今日一些大学因为腐败、浮夸而遭到民众嘲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群真正的教育精英群体。大学以培养精英自我期许，它才能通过自己的毕业生对社会自治的拓展和保护，而限制权力，从而维护大学相对于权力和金钱的自由与尊严。积极培养精英，正是大学曲线自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