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的成就举世瞩目，自有公论。而困扰基础教育几十年的办学指导思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纠正“片追”），伴随的还有学生“减负”，克服偏科，应试教育等等，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要改革课题。改革的项目有学校规章制度，以及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等等。纠正“片追”后来被“应试教育”取代，
都有消极的一面，后来更多地使用正面的、引导性的“素质教育”。
　　为了“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198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干部培训中心举办了“端正教育思想培训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分管基础教育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为期两周，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和有关司局长亲自讲课，参加座谈，听取地方的看法和想法。与会者畅所欲言。培训班一句经典的话让大家记忆犹新：“大学闹事者多数是一年级学生，可见是中学没有教育好”。对于从事基础教育者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会议。此后，只有关于高中会考问题，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开了半天座谈会听取基础教育分管干部的意见。
　　作为亲临第一线的实践者，对上又是观察员。上面的决策过程虽然是雾里看花，从实际结果看，也有几成体验。把自己的体验与思考写出来，或许有利于总结各项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利于实施素质教育见到实效。
　　一、减少高考科目会减轻学生负担？
　　高考科目从理科7门文科6门减少到5门，现在减少到“3+1”。
　　初推“3+1”的时候，强调这是重大改革，综合不是简单的拼盘。人们的反映是，没有综合课程要考综合科目，是否仓促了一些。大概基础教育的“改革”总是要服从高招改革的需要，“3＋1”很快就出台了，不过将综合科目作为拼盘过渡。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学课程调整、教学计划随之而动。减少高考科目的好处是降低了高考的考试成本，留下的是：过早结束课程进入备考总复习，波及中学各年级的偏科趋于严重，而会考加高考捆绑式改革主要初衷之一：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并未见效，有的地方更比以前加重。
　　高考的每一个动作，基础教育无不闻风而动。高招主导了基础教育改革由此可见一斑，将基础教育整个纳入高招需要的轨道，这恐怕是诸多基础教育工作难解的症结。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关键问题没有找准，高招改革当然达不到“减负”的目的。
　　二、高中会考会解决偏科问题？
　　作为高招改革出台的高中会考，是由主管考试的部门而非主管基础教育的行政部门推行的，意在实行“高中会考加高考”的捆绑式改革，以为对所开设学科进行了会考，就可以在课业不偏科的前提下减少高考科目。为了将高中会考的试验结果在全国全面实行，主要领导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并采取了有力措施，如作为重大改革项目的行政行为要求各地最迟于1994年必须实行，改变一家推进为“三驾马车”(高教、基础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考试主管部门)共管的体制。可能有些地对会考有所反弹，再加上考试主管部门已经达到减少高考科目设置的目的，他们很快就从“三驾马车”中淡出。于是全国从199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实行，到1999年，是否实行会考即下放各省市自治区自决，全国不搞“一刀切”，实际上宣告会考同高考脱钩。虽然全国会考“一刀切”只有5年时间，其影响却是难以克服的。
　　根据会考安排，高三上学期会考结束，名正言顺转入高考总复习，实际减少了授课时数。由于高考减少科目以及后来实行3＋1，突出地区分了主课与副科，造成中学更严重的偏科现象。高中入学就存在明显的文理分科倾向，波及初中，“副科”只求60分成了许多师生的“共识”，这是始料不及的。
　　会考本是国内早已有之，国外普遍有之，并非什么“改革”也非“创新”。福建省从1987年开始实行高中单科结业会考，是从规范教学管理，防止偏科，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考虑的。可是推行“高考＋高中会考”的时候，强调是重大改革，但是仅仅改革几年，好像也是用改革名义又同高考脱钩了，没有听说为脱钩给个说法，真弄的一头雾水。
　　三、高考试题难度大才有区分度
　　由于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效果不能达到要求，在高考改革方
　　面想了许多办法。其中，高考命题却未引起足够重视。主管考试部门主要考虑“择优”，命题要有区分度，就要提高难度系数。理由之一是：中学搞“题海战术”，我要绕过“题海”就要出“偏、难、怪”题目。从实际效果来看，多年的区分度是畸形的，以百分制折算，在40分左右，许多省市每一分有数千人，80分以上每个分数段（10分）数百人或数十人，出现招生“扎堆”现象并不鲜见。
　　为了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负责命题的权威部门承诺“遵循教学大纲”，后来加上一句“不拘泥于大纲”。不管如何承诺，每年都有超纲的题目，也有难度大的学科试题。总体上的评价是试题偏难，且波动大。于是中学又以“题海战术”应战，造成难度大战的循环，课业负担和“片追”岂不加码？
　　四、提高升学率就会缓解“片面追求升学率”压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有一种看法，认为“片追”是由于升
　　学率太低，升学压力太大所致。当时控制高校招生规模，要提高升学率只有控制普通高中规模才行。高中招生与高校招生比例多少为宜？是3：1（升学率50％）还是（3：1升学率33.3％）的辩论颇为激烈。主张2：1者是从保证高校生源质量着眼，主张2：1者认为提高升学率可以大大缓解“片追”压力。双方各有理据，难见分晓。
　　1999年起，高校加速扩招，现在升学率达到70％，真奇妙，（3：1）对（2：1）之争，演绎出算术结果：（3：1）：（2：1）=3：2，而“应试教育”未见缓解，也是辩论双方始料不及的。
　　五、减少教材知识点，会减轻学生负担？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认为同内容过多，脱离实际有关，因此对
　　教材进行了多次改革、调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面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而学校办学条件悬殊的情况，中学教材改革推出了甲种本和乙种本，后者主要面向农村。但是高考命题并未区分，因而选择乙种本的不多，也就是不了了之。
　　后来进行教学大纲的改革，目的是减少知识量以求“减负”。据说各学科专家均强调各自学科的重要性，仅调整1节，课程内容有所减少，结构也有所调整，有的分出必学、选学等等。但是“减负”未见效果。
　　于是又要求各地将知识点减少5%，其“减负”的实际效果是众所周知的。接下来再次修订教学大纲，不过改称“课程标准”。在部分省市试验。
　　1999年第三次全教会之后，制定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据此制定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会不会走样是重要环节，有了教材多样化的改革，众多出版社争相参与，都要从中小学教材这块大蛋糕中分享利润。要使编出的教材能符合纲要要求，如何把握实在不易。
　　对于教材内容，有经典语言曰：“现在中小学有用的东西没有学，学了的东西没有用”。这时期初中辍学现象颇严重，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辍学的理论根据。
　　学生负担过重，似乎主要不在知识点的增减，而主要在于掌握该知识点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基本知识还是专业要求，以及评价试题的难度。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教学要求偏高（倾向专业化），考试偏难。且在高考命题“偏、难、刁、怪”的引导下，使中小学师生不堪重负。我曾经有个比喻：用同样的工具，在同一地方相同的地质环境里，挖1立方米的圆柱形土坑，直径100CM与50CM、10CM，难度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知识面大小同要求高低，对学生来说，难度的关系是类似的。
　　我在《高考何以闻悲声》、《做好“分数”文章推进素质教育》两文中对此已经有所阐述。
　　六、考试出难题会使学生重视学科学习？
　　农村初中考试成绩普遍很低，单科考试成绩及格率一般在40%左右，少数考得好的及格率60%左右，不少学科的考试，一个班没有几个人及格。尤其是所谓副科，出卷者（不一定是执教老师）有一种想法，认为题目难一点可以使考试不及格的学生重视该科学习，让学生感受该科的分量。其结果或许适得其反，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是厌学之始，几门功课厌学，后果就严重了。单科及格率低，多数学生成绩册上就会有不及格的“红灯”，许多学生会有多科不及格，也就有多个“红灯”。学生疲于奔命，他们觉得学习是一件苦差事，从“苦”学到厌学，以至于辍学。
　　教学要求偏高，考试偏难，导致初中学生厌学，成了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初中生辍学的主因，致使农村义务教育陷入困境。